刚刚办完退休手续，原以为可以“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”，好好歇一下了，不用再去想以前工作上的事，不曾想，会计资格评价中心领导十分客气，请我写点东西，权作留念。

写什么好呢？好多天来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历历往事，犹在昨天。30多年来，先后在财政部3个司局工作，每个单位名称中都含有“会计”二字。实事求是的说，3个单位的工作都很辛苦，很锻炼人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但思来想去，还是刚跨入财政部大门那几年的历练让人记忆犹新。那是我初涉官场拜师学艺，明事理，懂规矩，学做人的一段时间，对我职业生涯产生深远影响。

1982年1月下旬，春节鞭炮的硝烟尚未散尽，我就登上北去的列车，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前往财政部人事司报到。因为就读“工业财务与会计专业”，经过一个月岗前培训，我被分配到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工作。

会计制度司早在建国之初财政部成立时就设有，可惜“文革”中不重视这项工作，该司被撤销，直到1979年1月才恢复。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，会计制度司更名为会计事务管理司，以后机构改革中又改为会计司，一直延用至今。

由于众所周知原因，刚进部里时，很多司局青黄不接，会计制度司尤为突出。全司20多人中，大多是40多、50多岁的老同志，剩下我们几个20多岁年轻人，缺少30多岁中年干部。那时机关官气淡薄，人们见面，或称“老”，或称“小”，很少称“长”的。即便初来乍到，我们对司里老同志，无论年龄大小、职务高低、资历深浅，一般都以“老＋姓”相称，比如老杨（杨纪琬司长）、老魏（魏克发副司长）、老蒋（蒋岗处长）、老陈（陈显德副处长）等等，即便年已七旬，仍在司里工作的著名会计专家莫启欧先生，大家也都叫他老莫，他听了总是笑眯眯的答应，一副很受用的模样；对年轻同志，当然都称“小”了，比如小冯（冯淑萍）、小刘（刘玉廷）、小应（应唯）等等。这样称呼，亲切自然，透着一股随意，凸显了“官袍”背后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。这是时代的产物，虽不可复制，但今天想来着实让人怀念。

虽然称谓简单，司、处两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却一点不含糊。他们率先垂范，言传身教，着力培养我们勤勉尽职勇于担当的敬业精神。他们要求我们，在工作上一丝不苟，学习上见缝插针，生活上艰苦朴素，同事之间互相帮助，遇到问题迎难而上。他们既是领导，又是长辈，对我们业务工作循循善诱耐心指导，对我们生活困难尽其所能热情帮助，如果发现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的苗头，则严肃批评，毫不手软。

我们二处蒋岗处长，培养年轻人自有一套办法。他不止一次像父母在孩子面前念叨一样叮嘱我们：“你们下班回到宿舍，即便躺在床上，也要找一本《财务与会计》杂志来读，就当是看小说”。我们一边在嘴上敷衍，一边在心里暗暗说，这能和看小说一个样吗？即便如此，我们深知领导良药用心，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，兹事体大，不殚精竭虑抓紧时间学习，练就一身过硬功夫，怎么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得住？每天下班，去食堂吃罢晚饭，我们一般都回到办公室，或继续工作，或学习文件、阅读书籍，直到集体宿舍大门要关了，才依依不舍走出财政部大门。回到宿舍，也不是马上休息，手边经常放着一些专业杂志，可以随时翻一翻。在日常工作中，我们十分投入，特别注意收集信息，每当看见新下发文件，大家争先恐后进行摘抄，遇到业务问题探讨，更是积极参与，集思广益，取长补短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好像都戒掉了业余爱好，成天除了工作就是学习，宿舍、办公室、食堂三点一条线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办公条件比较差。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，要放四张办公桌、四把椅子，一个沙发和一个存放文件的铁皮柜。办公桌上，除了纸、笔、尺子，只剩下一把算盘。那时人们生活水平也不高，年轻人更是如此，谁要有个手电筒就算拥有了电器，如果有台收音机必须按固定资产进行管理，存折上如积攒到了3位数肯定好多天睡不好觉。当然，司里也并非没有一点福利，有一辆“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”的自行车，大家可以免费使用，只不过要像去医院看病先挂号一样，提前打招呼，排好队。有一次我骑它外出办事，半道链条断了，急得我四处找石头进行修理。

我们每天上班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抄稿子，一遍一遍认真誊抄：处里起草的文件、材料，先由处领导修改，我们誊抄；处长再改，我们再抄；几轮之后，处长认可签字，上报司里；司领导继续修改，退回处里誊抄后再上报，直到司长满意签字，上报给部领导。最终定稿由办公厅文秘处用蜡纸打印、油印机印刷，盖章后发出。在我们抄写各环节，一个基本要求是，不能错，如果抄错一个字，这一张纸作废，重头抄起。因为一些领导修改的笔迹龙飞凤舞，经常需要大家相互帮忙猜，因而抄错的情况司空见惯。

千万不要小看抄稿子，学问都在这里面。如果不动脑子机械去抄，几年下来你的业务能力只会停留在打字员水平上；如果边抄边考虑遣词造句，几年下来你的文字水平肯定会有起色；如果边抄边思考文字表达，文章布局，前后逻辑关系，不同文字修改背后暗藏的玄机，如有疑问事后再去琢磨、请教，几年下来你的综合素质一定明显提高。我发觉，无论是处领导、司领导还是老专家，都不希望我们浅尝辄止，而是鼓励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培养我们的钻研精神。尤其是蒋岗处长，总喜欢把起草者叫到办公桌前，一起讨论、修改文稿，只要你说得有道理，他马上采纳你的意见，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观点，尽管与他争论，他只会嘿嘿地笑，从来也不恼。和他坐在一起讨论问题，我们少了一些拘谨，多了几分兴奋，忘了年龄、职务和专业上的差距，只记得他就是老蒋。几年后，他成为分管我们处的副司长，但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。想起那时的情景，心中至今仍存有一丝甜蜜。

虽然办公条件简陋，领导要求严格，我们在生活上却经常得到老同志关照。我们男同志每月32斤粮票，其中6斤米票，可以在食堂买大米饭、小麦和玉米制品；18斤面票，可以买小麦和玉米制品；8斤杂粮票，只能买玉米制品。可怜我们这些南方人，每天在食堂排队，明明看见大米饭，就是不敢轻易买，那点米票要省下来招待客人。每天吃饭，肚子饿得呱呱叫，可嗓子眼里那一口馒头就是咽不下去，只好喝一口棒子面粥冲下去。看见我们这副惨样，同样也是南方人，同样喜欢吃大米饭，只不过来北方时间要比我们长一些的处内老同志，包括蒋处长、陈处长、莫老、老杨等，多次将家里节省下来的米票，5斤、10斤的送给我们，我们哆哆嗦嗦地接过来，不知怎样感谢才好。蒋处长还邀请我们周末去他家改善生活，每次去他家，他那两个小不了我们多少的女儿，一口一声叫我们“叔叔”，让我们在酒足饭饱之余总感到辈份有点乱。

我那时的业务分工，主要负责《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—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》。十分凑巧的是，大三时我在学校就买了这本书，没想到刚参加工作就与它打交道，这实在是一种缘分。这本制度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，出版社一印就是100多万册，不仅国营工业企业使用它，其他许多行业也需要它，一些财经类大专院校将它作为教学参考。

这本制度有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，也许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，可以作为一段历史来了解。

一是资金“专款专用”，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。说简单一点，就是要求企业固定资金、流动资金、专项资金不得随意相互挪用。比如企业自行购买固定资产，会计分录为借（增）记“固定资产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固定基金”“折旧”科目，同时按实际支付的款项，借（减）记“专用基金”科目，贷（减）记“专项存款”科目。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，借(减)记“固定基金”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折旧”科目，同时借（增）记“车间经费”等科目，贷（增）记“应交折旧基金”科目。月末，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体现在会计报表“资金平衡表”上，勾稽关系中要求固定资产合计应与固定资金来源合计相等，如果没有垫支款项，流动资产合计与流动资金来源合计应当相等，专项资产合计与专项资金来源合计也应当相等。

二是收支两条线，该留的留，该交的交，该拨的拨。企业提取的“应交折旧基金”，一部分要上交，另一部分留给企业作为更新改造资金使用。不仅是折旧，企业实现的利润也要上交，除了“应交所得税”，不同企业还有“应交调节税”、“应交承包费”、“应交利润”。“利润分配”科目设置了17个明细科目，其他还包括“归还专项借款的利润”“归还基建借款的利润”“归还借款的利润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”等等。当然，国家也从另外一条线对企业输血，除了允许企业用税前利润还贷，还通过基建拨款、专用拨款、无偿调入固定资产等方式增加企业的固定基金，还给企业无偿拨入流动基金等等。

三是会计、财务、税收政策三者高度统一，在会计制度中综合反映。那时，我们设计会计制度时，不仅要考虑会计处理方法，还要考虑财务列支渠道和税收政策，三者必须一致，我们拟订好的会计制度要会签部内其他业务司局。当时税务总局还是财政部内设司局，1988年5月国务院将其改为国家税务局，仍由财政部归口管理，1993年4月政府机构改革中，国家税务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，改名为国家税务总局。正是由于会计制度政策性强，含金量高，我们那时都有点害怕接电话，尤其是长途电话，一句话说不好，财政收入就可能流失。一些地方同志一边打电话请示问题，一边作记录，作为备查政策依据。

四是会计信息全国统一口径，每年召开决算会，层层向下布置，层层手工汇总。每年秋天，是一年之中最忙季节，我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，分行业设计汇总会计报表，分别召开由各地方财政厅（局）、各部委财务司（局）同志参加的决算布置会，分条、块两条线层层向下布置汇总会计报表。下年初，基层企业填报后，再逐级手工向上汇总，一直汇总到财政部各财务司（局），最后形成全国各行业决算数据。

斗转星移，草青草黄，不知不觉到了耳顺之年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告诉我：年轻真好，可惜长不了。人啊，要珍惜眼前一分一秒流逝的光阴，它是用任何东西也换不来的。当你面前有工作要做时，无论事情大小，都要认真把它做好；当你有时间学习时，不要想到还有明天，见缝插针习惯成自然；当你碰到发展机遇时，不要有丝毫犹豫，牢牢把它抓住自己决定未来。

为了明天更美好，我的年轻同行们，加油吧!